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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　怎么办呢？

    　　硬抗是不行的，只能迂回。

    　　于是，晋桐谈到了城乡差距。

    　　随着人口增长，失地农民涌入城市，一部分被纳入工业体系，一部分向新拓疆土移民，为大型农业公司吸收，中原旧地看起来还算稳定。

    　　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大齐的粮食几十年来保持低价，农业税费已成为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沉重负担，乡村经济并不乐观。有些危言耸听的报纸甚至用“衰败的乡村”来描绘帝国广阔的田野。

    　　而帝国对于农村的治理又很粗疏，亭长的工作无非治安与收税，除此之外，听凭自治。

    　　当年的“大逆案”横扫“乡贤”阶层，如今“新乡贤”又崭露头角。各种有活力的社会团体、封建会道门、新型宗教混杂其间，只要老实纳税、不公开对抗国法，也没人找麻烦。

    　　如此一来，思路就很清楚了。

    　　把工作重点对准农村，大力发展公社和公社联盟（类以色列的基布兹，非人民公社，前文已述），农村包围城市，然后和平演变也好，暴力革命也好，都有了基础。

    　　至于城市工作，当然不能放弃，但最好以宣传、渗透为主。

    　　多看报纸就会发现，工会往往沦为劳资冲突中和稀泥的角色，而一旦组织起大规模的罢工游行，又会遭致舆论口诛笔伐，有说“不识大体”的，有说“影响交通”的，有说“妨碍经济”的……

    　　总之，有什么不能好好说，非要闹将起来？普通工人看多了这种宣传，只怕要自认理亏了。

    　　主流舆论被资本家把持，无产阶级缺乏发声渠道。

    　　地下刊物，非法出版不可能成为常规工作形式。所以，只能借着“现实主义”的壳子，坚定发展“无产阶级文艺”。

    　　这里面最重要的，是“文艺为什么人服务”的问题。晋桐借鉴《延安文艺ZUO谈会讲话》的精神，大谈“阶级性”和“超阶级性”。

    　　他认为有些文艺作品的确具有超阶级性，但大部分具备鲜明的阶级性。这是一个单纯的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。

    　　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，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才是革命者最需要的文艺，是应该着力培养的。

    　　当然他自己很多时候屁股是完全坐歪了的，比如那本没写完的《至黑之夜》……

    　　晋桐的发言时间很长，足足两小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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